冬去春来，岁月流逝，眼看着，大明股份无限公司的大老板万历皇帝已经是虚龄20岁的成年人了，按照当时的惯例，老板在虚龄15岁时结婚，预示着他已经成年，就可以亲自掌握权力了。但是，CEO张居正仍然没有交权的意思。

10年间，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张居正的手里。可是，他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，他手中的权力从“宪法”和体制上说，实际上并不是他这个岗位所应该拥有的。换句话说，张居正掌握的权力是已经长大成人、不呆不傻的皇帝的。曾经有人不留情面地指出过这一点，遭到了张居正严厉的打压。

皇帝不是不想亲自掌权，他是没有办法。

或许有人不信。皇帝怎么没有办法呢？不能忘记了，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靠人，就是说，得有依靠力量才行。想想看，皇帝他妈和张居正的关系不同寻常，干部队伍的首脑是张居正，内宫的头头也不是他这个皇帝的铁杆儿，而是张居正的“黑老大”。他依靠谁夺权呢？只能隐忍了。

但是，这是很不正常的。国朝的“宪法”和体制上从来没有摄政的制度。所以，张居正以摄政自居，在当时来说，是不合法的，也是非常敏感和危险的。到了万历皇帝已经20岁了，他还迟迟不交出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，就更危险了。

对此，张居正并不是没有意识到。事实上，在万历皇帝18岁那年，一系列只有成年皇帝亲自主持才进行的典礼相继举办，张居正意识到该交权了。

但是，张居正不想也不能就此交权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
假装没事儿一样？当然也可以，应该也没有谁敢站出来说三道四的。可是这样做，面子上过不去，好像借了债赖着不还，又要整天面对债主，心理上是有负担的。无论如何，要做一个姿态，以便有个交代。

这样大的事，相信张居正不可能不和太监冯保商量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双簧戏，不妨再演一次。

于是，张居正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《归政乞休疏》，言“高位不可以久窃，大权不可以久居”，他要“稽首归政”。

这份请示的用语是有问题的。明代从来没有摄政制度，因此也就不存在“归政”一说。张居正“归政”说，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说法，但是也暴露出他思想上的骄盈，甚至遣词用语，无须考虑僭越和违制问题了。

不用说，张居正的请示不会被批准。批复用语，很可能就是张居正事先拟好偷偷交给冯保的。因为，在批复这个请示时也出现了“归政”一语，这是张居正的专用语，其他人对此固然不敢提出异议，但也不会使用这样违制的说法的。

过了两天，张居正又写了一份请示。这次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，不辞职，但是请长假回家乡休养，国家有大事，随时可以回来处理。万历皇帝觉得，张居正这个方案，对彼此都是个台阶，急忙把这件事和自己的母亲说了。

“不行！”李太后断然拒绝了，“到你三十岁以后，再来说张先生退休的事。”

万历皇帝把李太后的话，原原本本记录下来，作为手谕传达给张居正：“朕面奉圣母慈谕云：‘……待辅尔到三十岁，那时再作商量。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。’朕恭录以示先生……”

铁三角坚如磐石。

尽管张居正内心不想放权，但并不是说他请求“归政”或者请长假全是姿态。应该说，张居正是很纠结的。他意识到这样抓着权力不放的危险，甚至，他有一种预感，身后可能遭到清算。在给湖广省一把手的信中，张居正竟然说出“异日时异势殊……我居且不能有”这样的话。在给自己的亲家、刑部部长王之诰的信中，他也表达了“日夕栗栗，惧颠跻之遄及”的不安情绪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赶紧放权吧！

倘若张居正决心辞职还乡，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可是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于公于私，他都不想放弃权力。于公，他和李太后一样，觉得万历皇帝还不成熟，大权交换给他，不放心。于私，就是在第一次提出“归政”不久，张居正的三子张允修被点了状元。他还有几个儿子，也需要安排好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张居正很清楚，尽管官场上对他逢迎、讨好已经成为风气，实际上许多人对他专擅大权很有看法，甚至很反感，而且，这些年他一味以高压手段解决问题，结怨天下，矛盾在日益积累着，一旦失去权力，恐怕悠游山林也是不可能的了。不放弃权力，身后可能被清算；放弃权力，势必马上遭受追究。权衡利弊，张居正觉得不能放弃权力。

可是，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。长期以来，张居正一人肩负天下，呕心沥血，推动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，殚精竭虑地把偏离建国初期铺就的轨道的航船拉回旧轨道上去，致力于大明的伟大复兴，再加上他在女色上消耗了过多的体力，张居正的身体越来越差了。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，张居正就很难坚持正常上班了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病势越来越严重，只能在**批阅公文，领导国家了。

一边是早已成年、精力充沛的皇帝不能行使本属于自己的权力，一边是病入膏肓的臣子却牢牢掌握着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。进入六月，张居正病情转剧，在离他去世还有10天时，他正式提出了退休问题。话说得很真诚，用催人泪下来形容张居正的辞职报告所使用的语言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

应该说，张居正退休的愿望是真诚的，但是，不想放弃权力的愿望也是强烈的。

有人说他难以割舍自己的“改革大业”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正像张居正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丁忧，主要不是出于所谓“改革大业”的考虑一样，实际上他行将就木之前还舍不得放弃权力，最重要的是对失去权力的恐惧。

掌握大权越久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感越强烈。倘若再考虑到曾经滥用权力，伤害了不少人，那恐惧感就会格外强烈。

可以这样说，到了最后，张居正陷入了求退不得、欲罢不能的痛苦境地，这是古今中外人治社会擅权人物，或者说独裁者的共同悲剧。